2020是魔幻的一年，每個月都有不同的狀況，從口罩，到雙黃連再到頭盔，讓大家真的是暈頭轉向。這不，這段火的就是“地攤經濟”。搞得各行各業都紛紛進軍地攤行業，與地攤經濟相關聯的企業股價也紛紛上漲，真的是讓人目瞪口呆。

我們今天來說說“地攤經濟”的發展史。

說到"地攤經濟"，我個想到的人就是——劉皇叔。劉備早年喪父，家境困苦，東漢政府又沒有扶貧政策，無奈之下，他只好跟著母親編織草鞋草席，擺攤販賣。就是靠著擺地攤做小生意，劉備母子才沒有餓死。

其實，的地攤經濟遠在東漢之前就有。我們耳熟能詳的那些成語，買櫝還珠、削足適履、鄭人買履等等，都跟地攤經濟有關。而這些成語，基本都在先秦。

一、夏商：姜太公靠什么生活？

要擺攤，起碼得有個市鎮。在田間地頭擺攤也不是不行，問題是人流量太小，生意很難做得起來。

早的王朝夏朝，就已經出現了城市和都邑，也隨之出現了貿易。河南省偃師縣二里頭夏朝遺址就出土了很多貝、玉、松綠石，這些東西肯定不是當地出產，而是通過貿易、交換等手段從外地運來的。考慮到當時不太可能出現門面房和商業綜合體，這些商人應該是在市集擺攤販賣、交換商品。

夏朝之后的商朝，商品貿易更進一步。周武王曾經形容殷人的貿易行為，“肇牽牛車，遠服賈”。由于殷人很善于做生意，所以后世都把做生意的人稱為“商人”。同時，城市里出現了專門的交易場所——肆，市肆內人來人往，熱鬧非常，正如《詩經》所說：“南邑翼翼，四方之極，赫赫厥聲，濯濯厥靈。”

在市肆里做生意的，大多數是貴族。至于平民，基本上只是在偶爾來賣一點自己的剩余產品，比如陶器、谷物、菜蔬以及牲畜之類。平民由于經濟條件有限，以及出售的商品也有限，所以不可能擁有一間自己的商鋪，基本上都是擺攤販賣。相傳姜子牙還沒有去釣魚之前，就曾在朝歌和孟津的市肆內干過“負販”、屠宰和賣酒的營生，如果沒有猜錯，他應該也是一個小攤販。

二、周朝：官商壟斷一切

小攤販姜子牙輔佐周武王推翻商朝，在建立起個封建王朝——周朝。

周朝的統治者并不重視市場機能。在商朝，已經出現經營商品交換這一專門行業的“自由商人”，然而到了周朝，所有的商人都屬于官府，正所謂“商工受資”。官府給這些商人的任務是“抱布貿絲”，以貨易貨，不是賺取白花花的銀子。

《孟子》記載，“古之為市者，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”，而不是“左右望而罔市利”。也就是說，那些商人，無論你是在商鋪賣貨，還是在地攤賣貨，都是在完成政府給的任務，所以市場不發達。

由于這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社會，所以老百姓也都“衣服飲食不粥于市”。農民不會拿著自己的剩余產品去市場出售，自然也就沒有什么人擺地攤。而且人民的行動受到嚴格限制，“死徙無出鄉”，就算你要擺攤，也只能在本村本鄉里擺。但是，政府賦稅征收的都是實物，假設你在本村本鄉擺攤，真的能把剩余產品賣了換錢，那你拿什么來交稅？

這種經濟制度到了東周末年已經開始崩潰，《論語》中記載，“白工居肆，以成其事”，眾多的私營工商業崛起，在城市里開鋪的開鋪，擺攤的擺攤。很多家庭手工業從傳統的男耕女織，進化到織草鞋、織網、織履、織縞、為鞔（補鞋）······有些地方還因為特殊需要，形成了金屬家庭工業。這些家庭會將自己的產品拿到市場上去賣，導致地攤經濟蓬勃發展。

可惜的是，這種較為自由的經濟體制，很快迎來了它的末日。

三、秦漢：一元體制下的地攤

秦始皇所建立的帝國，是個中央集權的帝國。

秦始皇痛恨原為商賈的相國呂不韋——據八卦說秦始皇是呂不韋的私生子，搞了個抑商政策。他將大批商人充軍，派他們上戰場為自己賣命。

《史記》記載，“三十三年, 發諸嘗逋亡人，贅婿、賈人略取陸梁地，為桂林、象郡、南海，以謫遣戍。”不但商人自己要充軍，就連商人的子孫后代也要充軍，“先發吏有謫及贅婿、賈人，后以嘗有市籍者，后又以大父母，父母嘗有市籍者，后入閭取其左”。

在這種抑商政策下，地攤經濟無從談起。

漢朝初年，尤其是文景之治之時，商業管制逐漸松綁，地攤經濟日漸活躍，“商賈大者積貯倍息，小者坐列販賣，操其奇贏，日游都市，乘上之急，所賣必倍。”可不要小看這些坐列販賣的“小者”，他們往往能成為手戴勞力士的有錢人，過著“枯燥”的生活，《貨殖列傳》中說，“行賈，丈夫賤行也，而雍樂成以饒。販脂，辱處也，而雍伯千金。賣漿，小業也，而張氏千萬。灑削，薄技也，而郅氏鼎食。胃脯，簡微耳，濁氏連騎。馬醫，淺方，張里擊鐘。”這些小本經營、擺攤叫賣的小商小販，雖然表面上社會地位還很低賤，但實際上人家已經成為了腰纏萬貫的人民幣玩家。

然而，到了漢武帝之后，漢朝的經濟制度逐漸傾向重農輕商，不僅鹽鐵專賣，而且對工商人士征收高稅率。對于入市營業的商人也有一定的身份限制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來賣東西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無論是富商大賈，還是小商小販，都不堪重負。所以，漢朝的地攤經濟逐漸趨于衰落。那些因為生計所迫擺地攤的人，也不指望能夠賺到什么錢，東漢末年的小劉備，盡管起早貪黑地擺地攤賣草鞋，也只能勉強糊口。

漢朝滅亡后的三國魏晉南北朝，由于政局動蕩，政府對經濟的統制力不從心。因此，很多平民為了求生存，可以隨意經商，《南齊書》中記載，“會稽人陳氏，有三女，無男。祖父母年八九十，老耄無所知，父篤癃病，母不安其室。值歲饑，三女相率于西湖采菱莼，更日至市貨賣，未嘗虧怠。”三個小姑娘靠著在市場上擺攤賣菱莼，養活了全家。

但是，這種地攤經濟并不是普遍現象。由于兵荒馬亂，出現了很多集軍事性與經濟性于一體的生產組織——塢堡。塢堡常以宗族為中心，再結合鄉里群眾，形成一個類似于中世紀歐洲莊園的組織。因此，塢堡經濟的主要特點就是自給自足，不需要與外界有經濟聯系。時局的混亂，與塢堡的崛起，導致平民的交易活動空間被嚴重擠壓。

四、隋唐：長安城里有城管

隋唐帝國的建立，使再次迎來了大一統。

唐朝的首都長安，是一個世界性的大都市。長安市的商業有多么繁華，我想應該就跟《長安十二時辰》時長兩分半的長鏡頭開場一樣，有天朝盛世的氣概，有舉世矚目的風采。

長安實行嚴格的坊市制度，坊是封閉的生活社區，市是工商業活動場所。商住分離，不得越界。市內的商家按商品種類區分，排列在規定地點，因此，擺攤這種沒有固定場所的經營模式，就難以大量存在。而且，唐朝為了保證農業勞動力和農業生產的穩定，就禁止農民自由地來城市，這也使長安不可能出現大量售賣農村土特產的小攤販。

那個時候也有“城管”，即“司市 ”。他們要巡查各店鋪，看看有沒有誰在賣LV、路易威登、愛馬仕、卡地亞······，要知道長安是不準賣奢侈品的。他們要看看有沒有商家不按規定價格賣貨——沒錯，政府不允許商家自己定價格；他們要看看街上有沒有王公貴族，在唐朝，這些人不允許上街shopping，逮到就罰款。如此種種，可見唐朝的市場管理有多么嚴格。

到了唐朝后期，政府對經濟的統制逐漸放寬，甚至直接下令，“有無須通，所在州縣，不得閉糴”。在長安、揚州這樣的大城市，出現了很多擺攤售貨的小商販。在城市之外的廣大鄉鎮，集市貿易普遍發展，什么草市、野市、墟市，應有盡有。這樣的集市自然不可能有太多正規的商鋪，絕大多數都是擺攤。

但是，此時的唐王朝由于國庫空虛，便開始與民爭利。唐德宗貞元年間，政府甚至派宦官到民間市場強行低價買物，美其名曰“宮市”。白居易的《賣炭翁》，就是一首揭露宮市危害的代表作。一位衣物單薄的賣炭老人，剛剛進城，就被兩位官吏用“半匹紅綃一丈綾”的低價，強行買走千斤木炭，直接斷送了維持冬天生活的經濟來源。

這樣的大唐，確實不值得留戀了。

五、宋朝：遍地繁華

終于到了古代商業發達的朝代，宋朝。

北宋統治者自立國之初，便采取了一系列保護惠商、恤商措施，“一切弛放，任令通商”。因此，宋朝的城市既沒有坊市制度，也不禁止農民進城賣貨，甚至還有了能讓大家喝酒擼串唱KTV的夜市。

沒有諸多限制，小商小販大量出現。大家只需去看看《清明上河圖》，就可知城市里的地攤經濟有多么發達。當然，政府也不可能放任大家隨便擺地攤，于是便設置了一個叫做街道司的機構，專門負責管理城市里的攤販。

他們通過丈量街道，為商販規劃出可以擺攤的位置。商販必須在自己固定的位置里叫賣，不可越界經營。《宋刑統》明文規定：諸侵街巷阡陌者，杖七十。《清明上河圖》里虹橋旁邊的那根木樁，又叫表木，就是街道司為攤販樹立的分界線的標志。

政府也鼓勵地攤經濟，宋代的稅務所對經過收稅點的過往商販收取2%的“過稅”，對城鎮攤販收取的3%的“住稅”。當遇到自然災害時，政府還會減稅。沒有苛捐雜稅，沒有強行攤派，使得很多平民通過擺地攤，小本經營，也能走上人生巔峰。

馮夢龍在《醒世恒言》中記載，一個叫秦重的小販，通過擺地攤賣油，只用了一年時間，便賺到了整整十三兩銀子。一兩銀子等于1000文銅錢，《水滸傳》里武大郎賣的炊餅大概在3文錢一個。也就是說，秦重一年賺到的錢，可以買4333個炊餅。對了，武大郎也是個小攤販，只不過在陽谷縣這種十八線小城，他賺得錢不可能跟京城里的商販比，但也足夠養家糊口，衣食無憂。

即使到了南宋，城市里的地攤經濟也依然繁榮。南宋人洪邁在《夷堅志》中記載了幾位小攤販的發家史，“吳十郎者，淳熙初，避荒，挈家渡江，初以織草履自給，漸至賣油，才數歲，殆且巨萬”，“忠訓郎王良佐，初為細民，負擔販油，后家道小康，啟肆于門，稱王五郎。”這兩個人放到今天，都是馬云級別的商業偶像。

很多人常常談到的“美國夢”，即不論家世和背景，每個人依靠自身的能力和成就，都有機會獲得更好、更富裕和充實的生活，其實這在宋朝就已經實現。知識分子可以通過科舉考試走上仕途，平民百姓可以通過經商來發家致富，我們簡直可以稱之為“大宋夢”。

可惜的是，這一切繁華，都被蒙元鐵蹄蹂躪，成為明日黃花。

六、明清：衙門里面擺個攤兒？

明清兩代，出現近代商業資本主義萌芽。當時，工商業市鎮興起，各地交易頻繁，商業規模很大。明人的《南都繁繪圖》，清人的《盛世滋生圖》，展現了南京和蘇州兩個商業中心的繁華。畫中店鋪眾多，招幌林立，一派興旺景象。

把目光從那些富可敵國的商幫身上移開，我們來看看當時的小攤販。明清兩代，尤其是清代，對于小攤販的管理很松，甚至不對小攤販收稅。根據《清代鈔檔》記載，雍正在一條上諭中說，“朕聞各省地方，于關稅、雜稅外，更有落地稅之名。凡耰鋤、 箕帚、炭薪、魚蝦、蔬果之屬，其值無幾，必查明上稅，方許交易。且販自東市，既已納課，貨于西市，又復重征。至于鄉村僻遠之地，有司耳目不及，或差胥役征收，或令牙行總繳，其交官者甚微，不過飽奸民滑吏之私囊，而細民已受其擾矣”，于是下命減免。

清政府也不像唐王朝那樣重視街道的干凈、整潔，即使是在北京這樣的政治中心，政府也不在意市容。前門大街，也就是皇帝祭天壇、先農壇的必經之所，平時這里都被小商販們搭席棚賣貨所占據，路被棚子擠得只剩一丈多寬。皇帝輦駕要經過，那就趕頭幾天臨時拆去，等皇帝回宮了便又紛紛擺上。

不可思議的是，清政府竟然默許小商販們把攤子擺進各大衙門里面，“各司每日常有一種背包人等，將衣服玩物公然進署，陳列滿堂，冀圖銷賣”。政府機關里整天都是“窩窩頭，窩窩頭，一塊錢四個”的吆喝聲，公務員還怎么辦公？后實在沒辦法了，御史才專門請旨查禁。

小攤販們除了為城里人提供物美價廉的生活用品，還常常背個籃子、搖著銅鈴下農村銷貨。他們為農民帶來做工精美的針線等必需品，成為城市與農村聯結的關鍵點。

有時候，農民們也會挑個擔或推個車，把自家生產的蔬菜送進城里賣。他們要么走街串巷吆喝賣貨，要么就在廟會附近擺攤經營。當然，誰都想在廟會這種人流量大的風水寶地擺攤，于是小商販們就內部達成共識，“浮攤俱有一定之規，彼時雖不呈報地面，形式亦無少異”。

當時的小攤販為了吸引顧客，都開發出一套自己的吆喝聲。明末的《舊京遺事》中說京師小販，“隨聲唱賣，聽唱一聲而辨其何物品者、何人擔市也”。清代的《燕京雜記》則說“京師荷擔賣物者，每曼聲婉轉動人聽聞，有發語數十字而不知其賣何物者”。

可見，在明清兩代，雖然逐漸落后于西方，但是地攤經濟還是相當發達的。